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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回跟一个自称在诗刊上发表过片言只语的诗人聊天，聊着聊着，诗人竟长吁短叹起来，细问缘由，他说：我们这种人活在当下简直是自取其辱，要是生在古代那该多么的风流快活啊。那时候写了几首诗就跟唱了一首特流行的歌一样立马一夜成名身价百倍，不仅娇妻美妾环绕左右，连公然狎妓都传为佳话。哪像现在，甭说去夜总会体验生活，连娶个老婆都囊中羞涩，一副谁也不待见的穷酸相！
诗人的言下之意，是生在古代的先辈们不仅成名易，连去妓院风流都成了炒作炫耀的资本。但这位只会写新体诗对古典诗词却一知半解的新潮诗人也许不知道，在中国古代，妓院有高下之分，妓女也有色艺之别，并非所有的妓女都是倚门卖笑、出卖色相的的“性工作者”，那个年代，男人逛妓院，也不都是迫不及待地要和妓女睡上一觉，然后天光大亮就提起裤子扔下银子走人，有的也只不过在那里坐一坐，喝上两杯清茶，听上一段小曲，妓女呢，也不都是陪吃陪喝又陪睡、收入翻了好几倍的那种，相反，她们更像夜总会的头牌歌星，只是谈谈情跳跳舞，客人高兴了就和他来个卡拉OK，客人要不爽就索性变成知心姐姐帮他排忧解难。倘若遇上一个吟风弄月、怜香惜玉的文人墨客，还免不了写首诗，对个春联什么的，在觥筹交错的迎来送往中，某些“色艺双绝”的青楼名妓反倒成了文情并茂的失意文人眼中不可或缺的“红颜知己”了，如薛涛之于元稹，鱼玄机之于温庭筠，董小宛之于冒辟疆，柳如是之于钱谦益。至于李白、白居易、杜牧、柳永、苏轼这些名满天下的大诗人大文豪逛妓院好似家常便饭，就跟现在很多演艺圈明星动不动就去钱柜麦乐迪飙歌一样司空见惯。
也许很多人难以理解，文人骚客大都家庭美满妻妾成群，怎么还有时间拿着大把银子往那不干净的去处乱花？莫非真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抑或男人都是一个德性：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妓，越得不着的越心痒难耐？
我曾经在一篇“爱情中的补偿心理”的文章中分析过，绝大多数人在情感需求方面都存在一种补偿心理，缺什么找什么。古代文人缺的是什么，一曰爱情，二曰风情。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社会的婚姻模式讲求的是“明媒正娶”，即必须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双方的家长给儿女提亲首先考虑的是不是门当户对，其次怎么样传宗接代，至于爱不爱，情不情的那都是扯淡！在这种包办婚姻的情形下，男女结婚无异于“圈养牲口”，两个素不相识全无感情的一对男女，甚至在此之前连面都从未见过，晕头转向地拜了天地，稀里糊涂地进了洞房，从此一张床拴住了两个陌生的男女，这样的婚姻只关乎门第无关乎爱，只关乎生育无关乎性，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两个好好的住在一块吧！”。虽说才高八斗财大气粗的男人都有条件纳妾养婢，但妾和婢是什么？是家里的二等公民，和主人是典型的主仆关系，连地位都不平等，男人即使一时获得性的满足，也难觅怅然若失。有时候，男人需要一个在地位上和他平起平坐，在心灵上和他平等对话的红颜知己，这显然是一天到晚在家里小心翼翼唯唯诺诺的妻妾所无法满足的。
既然缺什么就去找什么，任谁都有爱的需求，情的渴望，更何况一个风流倜傥满腹经纶的才子？他们需要浪漫，也更需要刺激。整天对着家里的泥塑木雕难免意兴阑珊，于是外面的花花世界，就成了我心狂野的文人骚客们流连忘返的绝佳去处。可偏偏生长在青楼里的诸多姐妹花又是那样的顾盼生姿光彩过人：她们不仅花容月貌而且天资聪慧侠骨柔肠，更重要的是她们大都博览群书出口成章，才华横溢一专多能——一个小有名气的青楼名妓，往往身兼歌手、舞蹈家、琵琶和古筝演奏家、诗人、作家、心理医生等多重身份，最起码也是一个文学女青年。随便举个例子：宋代名臣赵忭，在成都为官之时，有一回出游在街边看到一个头戴杏花的妓女，顿生好感，赵忭随口吟出了一句诗：“髻上杏花真有幸”，谁料那美眉星眸一转，应声答道：“枝头梅子岂无媒！”惊讶得咱们这位赵大人差点从马上掉下来，这句诗对的确实妙啊！杏花对梅子，有幸对无媒，杏与幸同音，媒和梅同韵，真是对仗贴切意味深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妓女尚且如此，何况是许多美名远扬的大牌妓女？
比如我很欣赏的唐代名妓薛涛，不仅有绝色的姿容，还有绝世的才情，她的才情美貌曾名动蜀中，父母官韦皋听说她诗文出众，就把她召到府中，当场要她即席赋诗，小女子眼波流转间一首七律脱口而出，其中“惆怅庙前多少柳，春来空斗画眉长“更引来见多识广的韦皋的声声喝彩，曾为宰相的李德裕在出任剑南节度使的时候，也慕名而来，她和李德裕饮酒作对，还写出了”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这样见地深远，意境雄浑的边塞诗，让一代名相讶异于这个风尘女子美色之外的眼界胸襟。她和著名诗人元稹之间的交往有口皆碑，她写给如意郎君的一首《池上双鸟》充满浓情蜜意：“双栖绿池上，朝暮共飞还。更忙将趋日，同心莲叶间。”
自古磨难出英雄，妓女何尝不是这样？在风月场中摸爬滚打大半辈子，她们比娇惯的千金小姐，比寻常的名门闺秀更懂得世态的炎凉、人心的叵测，也知晓友谊的轻重、爱情的价值，身处冷暖人生，她们反倒像一个“灵魂处女”，永葆纯真的本色。表面上打情骂俏，实际上义重情深，逢场作戏是假，渴望从良是真。林语堂认为：妓女较之家庭妇女所受教育为高，且她们较为独立生活，更较为熟习于男子社会。寻花问柳，偎红倚翠，对于文人才子，变成了一种风流雅事。金榜题名春风得意时，在这里听“小语偷声贺玉郎”，自然风光得很，时乖命骞失魂落魄时，在此寻访得一二红粉知己，又何尝不是一种补偿？所以“妓酒为欢”，便是中国古代文人的生活方式之一，而《全唐诗》近五万，观妓、携妓、出妓、听妓、看妓、咏妓、赠妓、别妓、怀妓竟多大两千多首，也绝非偶然。所以林语堂反倒生出这样一种感慨：“中国男人结婚的时候像嫖妓，嫖妓的时候却像恋爱了！”
想当年，东晋一代名臣谢安携妓作东山之游，红花绿叶相映成趣，一时引得后世文人心往神驰，李白最是羡慕，有人统计，太白诗中多次提到谢安携妓之举，“谢公自有东山妓，金屏笑坐如花人”“我今携谢妓，长啸绝人群”――在这里，文人羡慕谢安，效仿谢安，无非是在这些清丽脱俗的青楼名妓身上找到了人世间的美，找到了一个男人的自信，也找到了刻板乏味的婚姻生活中所缺乏的爱情风情和激情，更找到了古代文人墨客心目中标准的理想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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